不是说一开始中国模式就很清晰，是走一步看一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过来的。

3.全球经济格局面临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逐步提高，经济发展前景较好。

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进出口市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建成世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强国打下坚实基础。中长期看，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创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新调整。到2020年，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加快。  二、战略目标 2011年—2020年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显著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富民强国，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缩小居民内部收人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3.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全球范围内融资困难，给我国资本全方位、有效地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将失业率稳定在合理水平，那就不光要看刺激政策能提供多少新的就业，还同时要看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如果劳动力供给增长减速，那么为了维持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就业就会更少一些。

这些改革至少包括：改革干部的考核体制，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考核指标，实质性的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的融资渠道更为畅通。

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的必然趋势。避免刺激的后遗症 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

2007年之前可能在10%左右，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多少？8%，还是7%，还是6%？这些数字之间一个百分点的差别，对宏观政策来说，就是很大的不同。但是，数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与就业率之间甚至不是正相关的。这里我们限于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更进一步，还应该仔细研究影响这些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如投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劳动人口迁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等。

过去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稳定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这是由于基建、地产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由于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性的弱化，政府以哪个指标为依据来确定其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过去的教训是，经济刺激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

这就需要进行仔细研究，尤其是要做定量的研究。但是，由于准入管制过严，服务小企业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其次，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有些时候还呈现顺周期的作用。

模型预计，至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会在2013年的基础上下降10%左右。如果是8%，而目前实际运行在7.5%，就是低于潜力，一般来说，宏观政策的微调方向就应该要略微松动。选择不同的指标，会导致不同的最优宏观调控取向、力度和方式。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很复杂，不仅涉及对宏观形势和前文所述的对增长潜力和调控目标的精准化判断问题，还与旧常态下许多体制因素有关。第二，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能够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

产能过剩严重，相对于民企、服务业来说，国企和重化工业企业多为重资产型，大量过剩产能形成后调整十分困难。这种目标转型的经济基础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老百姓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民众会更多地追求社会和谐，而适度的失业率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是，制造业通常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速，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平台和国企有隐性担保，银行和债务市场出于避险考虑，也更愿意为其提供资金，而对中小微企业则退避三舍，从而加剧国进民退的问题。

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占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近80%的大中银行以及债券、股票市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包括国企和融资平台。

虽然这对GDP增长的提升不太明显，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第三，如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如劳动年龄人口或/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则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新的就业就会越来越少。如果增长潜力是7%或者是6%，那么7.5%的增长就说明经济过热，则一般来说宏观政策就没有必要松动，而应该反向操作。（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 马骏（央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新常态 。

李克强总理最近披露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几个月度数值也证实了这个趋势。而污染性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比如从煤炭转向天然气)意味着能源成本的上升。

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逐步从GDP向失业率转型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有高频的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以及可信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实际运用这个判断方法时会遇到许多技术问题，如用哪个通胀指标，同比还是环比，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是考虑当期还是未来的通胀等。

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就业水平，那么应该用同样的钱更多地去支持消费、中小企业、服务业。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趋势、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周期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关系一般是存在和稳定的。

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过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见效的宏观需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这些导致旧常态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必须要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同时，国企和平台的融资渠道多而宽，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由于民企和混合制企业较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前者占比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如果失业率高于均衡失业率并继续上行，说明劳动力供给过剩且趋于严重，经济增长就很可能低于潜力，反之则很可能高于潜力。当然，对什么是正常利用率也会有争议。

如，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的软预算约束，导致平台与国企加杠杆的高效，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投资和经济活动量。目前，清洁能源比常规煤炭成本高约30%。

但是，大量投资于铁公基会加大杠杆率和潜伏在未来的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